君降立于阼阶南面向，所命北向，史由君右执策命之。

[⑤]黄玉顺：《阳明心学与儒学现代化问题》，《当代儒学》第15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3页。当然，共定国是只是少数精英才有机会践行的工夫，对于普通儒士来说并不现实。

近现代儒家在回应西方挑战的压力下，采取了古今附会的方式，试图为儒学的现代基因提供相应的论证。这不仅会导致社会的失范失序，而且同样会使人丧失反思批判传统纲纪的自觉意识。当时市民生活的兴起本源性地孕育着传统儒学的转向，而两宋儒学正是这种生活风貌的理论呈现，因而体现出一种开新的面向。[36]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选自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第91页。[40]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7页。

[45]《孟子·离娄下》，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⑨]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这个互相参照的方法在叶先生的绝笔之作《哲学的希望》当中得到了自觉的彻底贯彻。

[16]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中介的人是没有自己的。在哲学的园地中，叶先生不愿错失任何一处有趣的风景。受家庭影响，叶先生从小习书法和京剧，对中国传统艺术颇有感悟，因此他一度希望能够从事美学研究。

这次对康德的回溯是叶先生进行的一次哲学的返乡之旅，他从古今哲学视域融合的立场上，不仅使德国古典哲学回归本位，而且还在哲学的古今之变的方向上向前推进了一步。[24]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第87页。

赵汀阳：《纯粹哲学有多纯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第4-12页，转第141页。[29]也就是说，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的批评不是停留在它没有形而上学之上，而是说它不具备西方形而上学那样的科学形态，这个观点一直到机遇课题都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得到了深化。所谓本原性我理解意味着根基，而有了根基就有可能拥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后收入《愉快的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27页。

再经过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拨乱反正，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欧洲哲学达到了对绝对自由的认识，形成了自由是自己产生自己，自由为自己立法的认识。[8]关于这个课题和《哲学的希望》的成书经过，参本人撰写的编者的话，见《哲学的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页。在论及老子出生入死之说的时候，叶先生将出-入解释为隐-显的原始现象学原理。儒家的仁义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还是有等级的，其核心在于位。

[48]这也就是说，顶天立地的、与神同一的人，看似在天地之间拥有一个光荣的位置，但这位置终归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链条中的一环。后收入《启蒙与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叶先生不仅把思、史、诗视为是对现代现象学传统的总结，而且还将之视为一条理解现象学之后的解释学和后现代派哲学的主线。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又来了。

这种趋势的最终恶果，用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地上的种种‘科学技术，渐渐为‘天上的‘形而上所束缚，得不到独立的发展。[21] 至此可以说，与西学东渐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消化的目的相比，叶先生提出的互相参照的意识和方法是中国学界自我意识增强后的结果。叶先生对欧洲哲学的核心的认识早已形成，只是在《哲学的希望》中更鲜明突出，故在此再次阐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哲学的关切点在伦理学，叶先生从未否认过这个事实，甚至还将之视为与列维纳斯哲学的对接点。在这段时间中，有着深厚中国文化滋养的叶先生还开始主动思考传统中国哲学的问题，以1988年发表的《中西文化之会通和合》为标志[6]，标题所言会通和合成为了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而理性主义道路由通向哲学的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y。

[19]至于这个思想上的障碍究为何物，叶先生并未明言，只有到了《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一文，这个障碍才被揭示为因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力衰落所造成的后果，如此，中国哲学及中华文明在近代被质疑甚至被否定的根本原因就是非哲学的。一方面，它揭示出了顶天立地的人具有多种生存可能性。

于是，人在天地之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就拥有一个一个光荣的‘位置。叶先生一直强调要补自然科学的课，在写作《科学?宗教?哲学》课题时，他就有意识地阅读科学书籍。

所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依靠经验科学的发达以及逻辑学的完善，由经验科学到‘超越此种学科，而进入‘形而上学的哲思，并由此而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形而上学具有‘科学的形态，这是中国哲学后来发展所欠缺的。于是，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着圣人出，则天下有道，万物各就各位。

[37]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第213页。构造体系的哲学时代已成过去，叶先生在哲学立场上偏重古典哲学，但由于他对哲学之为自由的学问的深刻领悟，他在做哲学的方式上更偏向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片断哲思。二、互相参照与会通和合 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视始于80年代。异己之间的相互争斗-碰撞会使双方经历相互熟识、理解的过程，最终实现相互的充实。

而什么的问题则是对有过的事的认知。叶先生曾不止一次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作者，很多东西写完后他就忘了。

从一开始，叶先生就对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比较哲学的提法心生疑问，他主张中西哲学应在智慧层面上进行会通。拟刊发于《中国哲学年鉴2020卷》） 进入专题： 叶秀山 中国哲学 。

[18]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序言，第11页。[18]相比之下，用中国哲学思想作参考尺度来看西方哲学，在这方面不仅相当地缺乏经验，甚至还有一些思想上的障碍，需要清除。

叶先生分析说，儒家的仁义是一种责任，但却不是无条件的责任。晚年在写作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课题时，更是研读量子物理学普及读物，说明他越来越意识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性。叶先生写作此文时，学界涌现出一股把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倾向，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只看表面相似而不求甚解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三、传统中国哲学的形而上特点 形而上学是取自中国古代经典的与西文metaphysics的对应词，但传统中国哲学中究竟是否有相当于欧洲哲学传统中的metaphysics，在汉语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在完成机遇课题的过程中，叶先生多次跑题，撰写了关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法权哲学、至善观念、自然目的论等问题的论文，新意迭出。[4]张祥龙：《在书道和文本际会中达到哲学的纯粹——追思叶秀山先生沟通中西哲理的学说》，《哲学动态》2017年第1期，第37-40页。

叶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先哲对本体、物自身的形而上哲思在深刻程度上要胜过西方先哲，很早就意识到了本体作为思想体存在的意义。[52]叶秀山：《哲学的希望》，第17页。

中西哲学在互相参照之下达到会通和合，这是未来中国哲学界的努力方向。[34]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第153-154页。